徐林在主持中指出，当前中国并购市场持续活跃，其核心动力在于通过要素重组实现价值提升与产业升级。他特别强调，中央“十五五”规划建议所明确的现代产业体系“绿色化、智能化、融合化”发展方向，与海南自贸港作为中国制度型对外开放重要样板的定位高度契合。海南不断深化的改革开放举措，为市场化的并购活动，特别是跨境并购，提供了独特的政策环境和历史机遇。

徐林认为，探讨市场并购如何与自贸港政策优势相结合，不仅是为海南发展赋能，更是为中国构建基于实体经济的现代产业体系探索可复制的方案。他期待通过对话，厘清自贸港政策如何在产业并购中发挥“催化剂”作用，吸引全球优质要素集聚，不仅推动海南本地产业升级，也为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布局提供新的支点和范式。

曾涛介绍了海南控股作为省级投资运营平台的并购实践。他表示，作为省级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平台，海南控股的并购策略紧密围绕主责主业，同时积极布局符合国家战略与自贸港发展方向的潜在新兴产业。在“走出去”并购优质标的时，核心考量之一即是能否利用自贸港的税收、资金流动等政策优势对标的进行赋能，并将其产业引入海南，形成“先引进来、再走出去”的良性循环。

曾涛以石化板块并购为例，详细介绍了如何通过引入龙头企业在琼布局仓储、深加工，形成产业闭环与集群效应。他表示，公司在并购岛外石化贸易及加工企业后，成功引导其在海南设立主体，利用自贸港税收优惠降低运营成本，并将海南作为面向东南亚等海外市场的桥头堡。曾涛认为，成功的并购需注重产业协同与集群打造，通过政策吸引和企业双向赋能，才能在海南培育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链。

刘哲从投资银行的专业视角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海南自贸港可在三方面深化政策，以促进并购重组：一是优化双向跨境投融资便利，用好EF账户等工具，畅通资本进出渠道；二是放大零关税、低税率优势，吸引并购相关的顶尖人才、先进技术和设备集聚，并通过优化税务重组政策激励产业升级；三是依托最短负面清单，在旅游、高新技术等优势领域出台更具吸引力的产业政策，激励企业以海南为总部开展外延式并购。

刘哲介绍了中信证券“产业投行”的实践，即基于对产业链的深刻理解及全球网络布局，跟踪服务龙头企业的跨境并购需求。他表示，投行的价值不仅在于完成交易，更在于通过全产品服务体系，伴随企业进行并购后的整合与持续经营，帮助客户沿产业链实现更广维度的拓展。

徐建军着重分析了海南自贸港在法律与合规层面的创新与挑战。他指出，《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的中央授权及配套法规的及时出台，为制度创新和国际接轨提供了坚实基础，特别是在国际仲裁规则的引入方面，有助于增强外资进入和中国企业出海并购的信心。自贸港政策的核心优势体现在降低并购成本与提升交易效率上。

徐建军同时强调，越优惠的政策意味着越高的合规要求。企业在利用海南政策进行跨境并购时，必须严守税务合规、外汇管理、数据跨境安全及国家安全审查等底线。他建议，海南可探索建立数据合规“安全屋”等机制，旨在帮助企业于安全前提下最大化提升交易效率，实现“放得开、管得住”。

唐章奇从资产评估的角度分享了专业见解。他表示，并购重组是市场化配置资源要素的高效工具，海南自贸港凭借其地理、政策叠加优势，在吸引全球要素、聚集特色产业集群方面潜力巨大。对于旅游、现代服务、高新技术（如种业、深海科技）等海南重点产业，通过并购获取稀缺资源、先进技术显得尤为重要。

谈及传统估值模型正面临新经济形态的挑战，唐章奇指出，传统估值方法需适应新经济形态。面对生物制药、前沿科技等不确定性高的领域，可探索转向依据“里程碑事件”或利用大数据进行多维评估的新模式。他强调，在此背景下，海南的独特价值在于其政策与地理区位所能催生的强大产业协同效应。企业通过并购在海南获取旅游牌照、种业资源、深海技术等稀缺要素，并非简单的资产叠加，而是旨在形成产业集群。他相信，当旅游、医疗、高新技术等产业在自贸港政策下产生化学反应时，将释放出远超单体价值的协同增长潜力。因此，评估思维需从静态资产定价转向动态的产业聚焦、协同价值发现，而海南正是实践这一新逻辑的前沿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