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中美关系的急剧变化因特朗普上台而引发，但至今已不局限为一场贸易争端，两国关系走到了建交以来最剧烈的变化节点。双方力量的变化、各自国内现实的改变，是巨变的根源。随之而来的是双方对于对方的认知的变化。何为相处之道，在两国国内都进行着前所未有的大反思、大思考。

在11月12日下午财经年会的一场圆桌对话中，招商银行原董事长秦晓、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董事长、行长李若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章百家、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黄亚生、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莫里斯•格林伯格荣誉主任Paul T. HAENLE以及中国美国商会副主席Greg GILLIGAN等人，就“中美的冲突是否不可避免？”“双边关系对立的一面愈加凸显，中美应怎样避免最坏情况的发生？”“中美能否再次跨越波折，找到求同存异的共处之道？”等话题展开讨论，《哈尔滨人在北京》将主要观点分享如下。

秦晓的观点是，由修昔底德陷阱论推论出的“中美之间迟早一战”说法不能成立。首先，不能用古希腊一个历史学家当时的一个宿命论断来判定现在的形势，不能抽离制度、价值、观念来谈丛林法则。不同制度，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肯定有紧张、对立、摩擦的一面，但从一个更长的历史来看，他们的差别是处在现代化转型和现代化构建中的不同位置，因为历史的方向已经定了。在这个状态中，一方面存在紧张关系，另一方面并不是一个你死我活的关系，仍然存在着很大的空间合作，仍然可以创造合作剩余。

PaulT.HAENLE对中美关系的积极方面充满信心，他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增长，日益成为全球的一个大国，中国和美国确实有机会携手起来，在一些有共同利益的地方展开合作，不一定只是涉及到双边的关系，而且涉及到全球的事务。“现在中国也有很多利益诉求，如果中国和美国能向全世界展示，我们能够为双方利益相向而做，这一定会塑造一个对中美关系而言更为积极的曲线。”

章百家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即，中美双方是通过对峙或对抗来认识彼此的。他认为，中美双方最重要的是认识彼此力量的线，现在中国到底有多大力量，中国自己需要明白，美国也需要知道，哪些事美国是做不成的，哪些事是中国做不成的，双方都有了认知以后才能克服恐惧。像50年代，中国最担心美国人入侵中国，美国最担心中国在东南亚搞共产主义扩张，到了60年代末，中国人一看美国人连越战都赢不了，美国人一看中国文化革命把自己搞的乱七八糟，这个基础上都了解对方的能耐了，这时候就建立互信了。“我觉得现在也还需要斗一斗，过去我们可能都觉得中美到底脱得了脱不了钩，我觉得斗一段时间双方彼此就会有认知了。从中国的角度讲，需要更清晰的阐释自己的目标，我们现在提出的很多东西，是需要进一步阐述的，避免别人产生误解，比如‘一带一路’，我认为就是中国农村发展的一个经验，要想富先修路，第三世界落后地区要想发展，要先搞基础设施建设，这是我们的一条经验，但在美国人看来，这是你企图在全世界进行扩张，这个认知差别就比较大了。”

他提醒说，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要学会换位思考，要特别注意，中国的发展不仅制度上是一种冲击，很大程度上是体量的冲击。“如果中国是个小国，什么制度并不重要，但你这么大的体量，就必须考虑这个体量带来的后果。”

作为一个在华有百年历史的美国商会的主席，Greg GILLIGAN更多则是从利益谈中美贸易摩擦。他认为，中美关系博弈不是不可避免，需要找到克服现在的中美关系比较紧张的现状的方法，克服现在的一些博弈。但是必须避免中美关系变得更紧张、更恶化。他说，要建立一些机制，来解决执行的问题，不管双方达成了什么样的协议，都要有执行力。还要看到在改革领域的进展，有了改革，双方政府才能说公平、互惠、机遇平等。对于双方的企业来说，在进行全球化做生意的时候，在对方市场上都是公平竞争的。美国、中国的利益，以及美国中国的企业界都是愿意花一点时间来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的，然后推进它们的落实。他认为，大国关系的建立是基于经济关系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有一天能够找到这种结构性的又非常具体改善经济关系的方法，两国之间将会有更可持续性的关系，也能够更大的让中美两国人民获益，从而逐渐能够让这种溢出效应影响到更多的领域，从而实现世界和平和共同繁荣。